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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颜色。因此路过前院时,我忽然停住脚步,向站在草地上的老管家打招呼。
他穿着军绿色的雨鞋,蓝色牛仔裤,白底蓝条格子衬衫,看起来比去年又老了一点。但年纪到了,衰老的痕迹就像堆在储物间的杂物,多一点少一点,都无法改变第一印象。
这个家里,没人为我其实可以走路这件事惊讶,他们知道我身体弱,却并不是残疾。老管家也一样。
他微笑着向我点头,有种老年人特有的含蓄与迟钝。
我望着那双藏在皱纹里的眼睛,问:“现在这个天气,可以买到什么花?”
老管家似乎混了些外国人的血统,瞳色较我们更浅一些,讲起话来也缓慢:“春天在地球上到处走,想要什么花都可以见到。”
“你插在花瓶里的剑兰,我看见了,颜色很好,看得人也有了精神,多谢,”我的嗓子用不上力,声音不大,心情平和。
“它们开得很好,我想太太会喜欢,”他颔首,接受了我的谢意。
“我很喜欢,”我咧开一点嘴角,露出冬天过去以后第一个笑容。
张明生轻轻拉扯我的衣袖,示意我,再不赶到,或许会迟到。这个冬天我们没有讲太多话。我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,恍惚,浑噩,似乎时间和空间通通错乱,要吃药,还要独处,接受不了一点噪音,仿佛被剥掉了所有的皮,只剩下极敏感的芯。
每当我变成这个样子,张明生都会默声,在同一个房间里,我们像两只同样沉默、却来自不同世界的动物,拖着影子游移,只有该睡觉时才躺在一起。上一次终止这一切的,是女儿的出生。
坐在车里,可可悄悄地靠了过来,一言不发。她的脸蛋还是肉肉的,压在我身上就变扁,从上往下看,嘴巴撅起来,让我看到动画片里小孩角色胖乎乎的侧脸。这些天她跟我打照面的机会不多,大概有些想我。听柳妈讲,可可并不是瘦了,她只是开始长大,类似植物和小猫小狗的抽条。
我不知道张明生和其他大人如何跟她解释我的反常,才让她怯生生地抬眼,小声问我:“妈咪,你喝了好多姜汤,是吗?”
小孩子,出生以来记住的第一种病,是感冒。
我搂一搂她,轻声回应:“是呀,喝了好多,舌头都要辣没有了。”
她听完,眼睛珠抖了一抖,又一下子扎进我怀里,好像姜汤是什么能拖走人的怪物。
张小元则在挑选歌曲播放。他的变化不太明显,依旧面容严肃,只是黑眼圈淡了一些。电脑上锁三个月,他的父亲对他也不算严格,还给他剩下一部手机,一副耳机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别说手机,连打公共电话用的硬币都没有。倒也说不上嫉妒,但对他的视力情况非常担忧。假如他真的想做警察,自然不能戴啤酒瓶底一样厚的镜片。
但我不想做那种大病初愈、好不容易出门游玩,却百般唠叨叮嘱的家长。
他放了一首歌,前奏十分激烈,等到声音响起,我忽然认出歌手的声音。
那是Andrea的声音,只是这首歌我似乎没听过。
“你喜欢Andrea啊?”张明生先我一步发问。
“嗯,”张小元现在面对父亲时,已经不会再抖如筛糠。或许和夺电脑之仇有关系。
“真奇怪,她不像是你这个年纪会喜欢的歌手,”我一边抚摸着可可柔软的头发,一边打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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